佛教与毛泽东(转载)

佛教与毛泽东(转载)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非常关注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文化，当然也包括佛教。本文专门就佛教思想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作一些记述，以飨读者。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佛教讲慈悲、布施、平等、仁爱，这些思想在毛泽东母亲身上有较好的表现。她心地善良，对贫苦人富有同情心，经常瞒着丈夫给贫苦乡亲接济粮食。在饥荒时，穷人乞讨，她更是多加布施。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有《祭母文》曰：“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并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于人的人。我母亲正是最后一种人。”
　　
　　损己利人的思想就是佛教的重要思想。佛教认为：利人是善，损己利人是大善；利己是恶，损人利己是大恶。毛泽东那句赞叹白求恩的名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应该是学佛得力而来！
　　
　　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使毛泽东从小就对弱者极具有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一直到他成为伟人之后，他仍旧继承和发扬这些美德。解放后，毛泽东经常给父老乡亲和师友，尤其是生活困难者多次寄钱。还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设宴款待，送给许多礼物。而他自己则节衣缩食，吃、穿很普通，生活相当俭朴。这些无疑是幼年通过母亲受佛教思想文化影响的缘故。
　　
　　“因父亲不信佛而难过”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不信佛教，他一心想的就是发家致富，对妻子和孩子们的施舍行为非常不满，甚至体罚和责骂毛泽东。因此在家庭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思想倾向，正如毛泽东同斯诺所说：“我们家分成了两个‘党派’。一个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包括雇工。但反对派组成的‘联合阵线’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不直接进攻的政策。她批评任何明显情绪表露和对‘执政’的公开反抗，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
　　
　　家庭出现了矛盾，“反对党”认为其根源是父亲不信佛，导致思想分歧。因此，大家千方百计引导毛顺生信佛。毛泽东同斯诺说过：“因为我母亲虔诚地信奉佛教，她向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自己的父亲不信佛而难过。我九岁时，就同我母亲认真地议论过我父亲缺少对佛菩萨虔敬的诚心。从那以后，我们曾多次试图改变他，但却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我们被他的进攻所制服，只好败下阵来另想办法。而他就是对佛教不买帐。”尽管父亲反对信佛，但毛泽东和母亲仍旧我行我素，并在生活中搞慈悲布施活动。在穷人们“吃大户”那年，父亲囤积谷子不肯平粜。父亲要毛泽东收一笔帐，毛泽东就在收回的路上将钱分给了几个衣衫褴褛的穷人。毛泽东有个堂叔生活非常困难，毛顺生想“乘人之危”买下他的水田，这遭到了毛泽东和母亲的坚决反对，并且又偷偷去接济这位穷本家。
　　
　　在毛泽东母亲和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下，后来，毛泽东的父亲也开始信佛了。
　　
　　“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便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　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生活的千差万别。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第一次表述了他的宗教观念。泡尔生“道德与宗教之关系”里，说到神的功能，是保护弱者，威慑惩罚那些欺侮弱者的坏人。毛泽东注：“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抵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泡尔生接着说：“信神矣，则足而增希望……无此等俯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毛泽东又批注：“信仰不可少。”
　　
　　对佛教，毛泽东并非说说而己，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向介于师友之间的兄长淋漓尽致的倾诉志向，说自己的社会理想就是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众生，共同走向大同圣域。这明显是受康有为《大同书》儒佛相融的影响。1920年，毛泽东已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仍然不忘对佛学的研究，6月7日，他又给黎锦熙写信，仍然表示：“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同班禅大师谈话时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大师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大师：“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大师：“释迦牟尼佛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大师：“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佛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毛泽东外出要带《六祖坛经》、《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逢先知回忆，毛泽东相当重视佛教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佛教的一些重要经典如《金刚经》、《华严经》、《六祖坛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据逢先知提供的书目单，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的书籍，除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黑格尔、费尔巴哈、诸子百家、朱熹、王夫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外，指名要带的佛经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在毛泽东读过的几部佛经中，《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公元402年）译出。该经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实，故不必留恋执著，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大师以后的禅宗所重。《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它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须经过种种十法阶次等思想，对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熟悉的是禅宗。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大师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使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该书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是一部慧能大师圆寂后由其弟子法海大师编篡的语录，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主张“顿悟”。《六祖坛经》的传播，对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著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关于禅宗六祖的故事，毛泽东和担任秘书的林克说过许多次，对慧能大师评价极高，特别赞赏慧能大师勇于革新的精神，说他不要教条、不要清规戒律，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后世将他的创树称之为“佛学革命”。当时毛泽东还脱口背出慧能大师所作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精神，毛泽东说是和自己的性格相通的，毛泽东还给林克专门解释了这首偈的背景，说慧能大师本来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不高，几乎不识字，但他的悟性好，在听人诵《金刚般若经》后，发心学佛，投禅宗第五祖弘忍大师门下，弘忍大师便将禅法秘诀传授于他，并付法衣，这也就是“继承衣钵”的出典。毛泽东还能背出《六祖坛经》里记述的另一首神秀大师所作的偈颂：“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关于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毛泽东提到过多次。
　　
　　毛泽东对《六祖坛经》的评价极高，尤其高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毛泽东说：“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无所寄托，所以大为流行”。毛泽东也曾对班禅大师说过：中国佛教史上能被佛教徒尊为“经”的，就仅《坛经》一部。有一次，毛泽东和周谷城谈论哲学问题，说到胡适写哲学史，然后突然对中国至当时尚无一部佛教史流露出遗憾之情。
　　
　　纵观慧能大师一生，从他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过程中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到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来分析，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中，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毛泽东谈吐幽默诙谐，有些话含蕴颇深，很值得回味，应该说是受到了佛教禅宗的影响。
　　
　　正因为对《六祖坛经》的喜爱，凡是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现代佛学》期刊也成为毛泽东经常看的杂志。因为毛泽东常常研究佛理，所以对献身于佛教的人物常怀敬意，毛泽东说过：“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经，其经历的艰难险阻，不弱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带回了印度佛教的经典，对唐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更赞叹“鉴真和尚，说他六渡扶桑，虽然前五次都失败了，但他不屈不挠，终于到了日本，对于佛教的东瀛，特别是中国佛教及文化贡献最大”。
　　
　　毛泽东还指出了唐代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认为这个影响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佛教从“彼岸”世界引向“我心即佛”，本是从客观唯心论到主观唯心论；宋明理学借助禅宗的倡明凌驾一切之上的“道”、“理”、“本”，与物质性的“人欲”等对立，这就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独宋明理学，唐以后的其他哲学派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禅宗影响。在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过：研究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并由此上溯称柳宗元是“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对佛经、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因循守旧，不死搬教条的做法，毛泽东也是欣赏的，甚至用它来比喻马列主义的传播和运用。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完全照抄中国”。接着，以佛教为例，说：“鸠摩罗什法师说过，学我者病。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写的《天演论》上面说的。……赫胥黎赞成印度的佛学哲学。”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致学友萧子升的信中说道：“我‘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感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从毛泽东喜欢在谈话写信中经常引用佛门用语可以发现，佛教思想文化对毛泽东和他以后的思想、品德、工作方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君子当存慈悲之心” 　　

慈悲是佛教文化的重要思想。佛教认为：“与乐曰慈，拔苦曰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是：给你快乐就是慈，为你解除痛苦就是悲。与自己没有一点关系的众生，也要给他们以最大的快乐，就是大慈；每一个众生都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以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解除痛苦就是大悲。　　
　　
　　对佛教，毛泽东的理解，有自己的发挥。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伸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佛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它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的。毛泽东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这个观点，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即有隐显。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为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大概就是他在1955年3月8日的谈话中，说出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认识论上的一条伏线吧！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窖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谈到毛泽东的母亲，毛泽东说：“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毛泽东自述》第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正是因为有高尚的母亲，佛教对毛泽东造成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少年时代的他发生了朝山进香的壮举，对后来的生活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不杀生”在中国古代就甚为推崇。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远庖厨也。”不杀生更是佛教文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历代高僧大德纷纷阐扬。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在其《放生文》中说：“盖闻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惨者杀伤。是故逢擒则奔，虮虱犹知避死。将雨而徙，蝼蚁尚且贪生。何乃网于山，罟于渊，多方掩取。曲而钩、直而矢，百计搜罗。使其胆落魂飞、母离子散。或囚笼槛，则如处囹圄，或被刀砧，则同临剐戮。”“恃我强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补已身，心将安忍。”文氏反对暴力和杀生，毛泽东耳濡目染，他“小时候常随母亲去社里，而且还学会了唱佛经，那时候他深信杀生是罪大恶极的。”（《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181页）。有一次，毛泽东与李银桥拉家常时，李银桥说他喜欢母亲，因为母亲心地善良对人宽厚，毛泽东说：“你母亲一定信佛。”他说：“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6页）。
　　
　　“佛教是文化”　　

　　毛泽东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他一致认为佛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观点他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据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在延安时，有一次和李银桥出去散步，毛泽东说：“我们去看寺庙，好吗？”李银桥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对李银桥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告别陕北，挺进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4月9日晚因大雪路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登上五台山峰巅鸿门岩，当夜就宿于台怀镇塔院寺方丈院。
　　
　　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举世闻名。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文化，早就想一睹为快。毛泽东说：“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引以自豪。我们去年转战陕北时，还到过佳县的白云寺，这次来五台山，大可一饱眼福。”4月的五台山，入夜很冷，毛泽东一边用饭，一边烤火，还捎带翻阅着一本经书。老方丈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毛泽东和江青急忙走出屋子笑迎方丈。方丈合十行礼道：“打搅贵人了，贫僧不安得很。”毛泽东回答：“哪里哪里，是我们打搅贵寺了，请多原谅。”方丈忽然发现毛泽东桌上有一本翻开的经卷，吃惊地问：“怎么，贵人也读经书？”毛泽东笑着将佛经送给方丈道：“随便看看。” 毛泽东同方丈亲切地交谈，并详细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味地向方丈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在哪个寺庙里当和尚。方丈笑而作答，并邀请毛泽东翌日观赏五台山胜境，自愿担当向导。次日吃过早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江青、警卫员阎长林等在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长许建国、晋察冀边区ZF秘书长周荣鑫陪同下，由老方丈、小沙弥作向导，游览参观宏大壮观的怀诸寺院。这天瑞雪初霁，旭日东升，五台山群峰银装素裹，香火缭绕，钟鸣鼓钹参差交响，合着抑扬有致的梵唱声，好一派佛教胜境庄严肃穆的气氛。毛泽东高兴至极，一边急匆匆地从里院走出，一边对任弼时感叹道：“古人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由塔寺进十方堂，来到大殿时，毛泽东看见几个喇嘛正在整理残缺不全的藏经，其中有个叫罗真呢嘛的喇嘛与陪同参观的老方丈搭话，毛泽东微笑着问他：“你是青海人吧。”“是的”罗真呢嘛答。毛泽东又温和地问：“你来五台山多久了，为啥子出家？”罗真呢嘛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反问道：“你去过青海？你知道青海有几座出名的寺庙？”“有两座。西宁东广大寺和塔尔寺，对吗？”毛泽东当即答道。罗真呢嘛佩服地点了点头。毛泽东指了指地上堆放的有些残损的经书，又问罗真呢嘛“这些经书毁坏了，可惜不可惜？”罗真呢嘛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一本正经地道：“有生之物，有生就有灭，有形之物，有成就有坏。”时正值刘邓大家挥师南下，挺进中原，蒋家王朝已危在旦夕，毛泽东便故意问罗真呢嘛：“那么，打倒蒋介石可惜不可惜？”罗真呢嘛被问得不知所措。毛泽东又无意间看到“四大天王”背后被掏了个大洞，再一细瞅有几尊塑像缺少了脑袋。他不禁愕然，忙问身边的方丈：“此为何由？”方丈痛心地说：“五台山数僧为掩护抗日军民，曾遭日寇屠戮，寺庙亦被破坏。”毛泽东说：“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毛泽东一边观察一边兴致勃勃地踏上了通往灵鹫峰菩萨顶的108级石阶。方丈气喘吁吁赶到毛泽东身边：“老衲老矣，跟不上贵人龙骧虎步了。”毛泽东回首作答：“慢走，不急，我们这几年转战陕北，成天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早已习惯了。”方丈仰视毛泽东，目露崇敬之情，对搀扶自己的小沙弥道：“徒儿，此人雍容富贵，体拥佛云，目蕴睿智，行止大度，有拔众生脱苦海之力，苍生有福了。”此时，早已进殿的毛泽东，正端详着弥勒佛慈笑憨态，打趣道：“胖师傅，久违了……”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刚从殿外进来的任弼时，见众人大笑，说道：“笑么子哟，莫非要和弥勒佛比个高低！”毛泽东面对方丈道：“讲得好，等革命成功那一天，老师傅可给我们作证，看谁笑得最好，笑得最响。”方丈垂头念佛：“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敢嬉笑佛爷，罪过罪过。”毛泽东赶忙表示道歉：“噢，是我们的不是了。方丈若能明白我们说革命成功是什么意思，恐怕就不见怪了。”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所谓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天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万民乐业安居时。”任弼时插话：“用佛教话说，就是人无贵贱，众生平等，行善慈悲福极无涯的境界。”毛泽东反问方丈：“弥勒佛的像义不就是如此吗？”方丈点头：“贵人所言即是，但愿此话弥勒佛爷知晓，谢罪。”毛泽东笑道：“信仰自由嘛。你们可以信佛教，我们信马列主义；你们修行，我们讲革命，讲造反，用枪杆子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毛泽东边说走上钟楼，细细品读着巨钟上铸刻的经文，时而抬头对周恩来说：“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它和儒、道学说相融，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加以保护和研究。”周恩来点头说：“是啊，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今人成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又说：“几千年来，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
　　
　　毛泽东以手虚引任弼时，请发表高见。任弼时笑道：“佛学的教义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献身于拯救民众的精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看到人世间百姓遭受生离死别、病患贫困、自然灾害的痛苦，才下决心抛弃荣华富贵、儿女情长献身于佛教事业，舍生取义嘛。”任弼时的话引得毛泽东一阵情绪激昂，随口而出：“对呀，共产党就是信仰马列主义这个‘佛’，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拯救天下穷人脱离苦海，团结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当家作主。”毛泽东谈兴很浓，转身对方丈说道：“长老意下如何？请赐教。”方丈正和小沙弥听几位讲佛论禅，深感精深博大，一时难以找到适当的词句对答，慌忙说道：“岂敢，岂敢，施主真人，大义参天，老衲受教匪浅。”

　　“发扬佛教优秀传统”　
　
建国后，毛泽东读过中国佛教各宗的要典。1952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筹备过程中，毛泽东在审阅协会章程草案时，在协会的宗旨中增加了“发扬佛教优秀传统”八个字。此举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支持态度，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地位中的肯定立场。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毛泽东还曾以《金刚经》中所学给研究佛学的赵朴初出考题。1957年赵朴初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问赵朴初：“佛教有没有这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呀！”赵朴初说：“有。”毛泽东再说：“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赵朴初又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多年后，赵朴初想起那一次未谈完的问答，觉得也许以佛教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对补充毛泽东先前所想讲的话有所帮助。缘起性空的意思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事物，究竟而无实体，叫做空，也是假和不实的意思。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众缘和合而生起的；众缘合成的诸法其性本空，无有真实的自体。
　　
　　1947年，毛泽东和警卫的人员一起去驻地附近看白云山寺，他舍弃骑马而选择走路，认为如此到寺庙才算虔诚。可是当他看到当地县长对白云寺显得一脸茫然，并不重视时，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批评他：“这是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你是守着元宝当石头啊！”进庙后，毛泽东观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建筑，特别注意到墙上的一千五百多幅画，便向带领他们参观的老和尚询问壁画所描绘的佛教经传故事，并感慨的对老和尚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护，不要毁坏。”参观完后，毛泽东又指示县长：“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1959年10月22日，在同西藏班禅大师谈话时，毛泽东又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指《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甚至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