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刘之交，看文革悲歌。写在《笑傲江湖》重拍时。

      对于我这种没什么觉悟，思想不甚具先进性，兼又历史盲瞎的人来说，要搞清什么左倾右倾、左派右派，确实是件难度不亚于登天的事。不过尽管如此，文革之于知识分子的迫害、于中华文明根基的破坏，却也是略有所闻的。从戴帽到摘帽，从1957到1976，在各种打倒更反复打倒的声音中，消磨掉的不仅是他们曾经青春的年华和闪光的生命，更有这群本寄予着中国未来希望的人身上曾经澎湃的激情和说真话的底气。
      金庸先生是经历过那段年月的，看到的、想到的自然比我们要多得多，而《笑傲江湖》的创作又是在1967年，时逢动荡之秋，日日闻得当时中国文人们的时代悲歌，先生笔下的《笑傲江湖》不免也就见得出立场之战的影子和先生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了。
      刘正风是衡山派的前辈，人们口中的正道人士，位份极高，也许是受了本门派音乐文化的熏陶，酷爱音律，以至于一心想要放下武林纷扰金盆洗手做个纯粹的“音乐人”。曲洋则是魔教长老，“人人得而诛之”的邪魔歪道，却偏生儒雅亦以弄乐为乐。两人因音乐结实，惺惺相惜，结为莫逆。问题于是凸显了。自诩为正道人士的人们怎么能允许自己的站队里出现一个与敌方阵营交好的人呢？哪怕这两人纯粹属于趣味相投的学术交流也不可以。“自古正邪不两立”，在政治站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怎容得你有个人爱好与私交？刘正风说：“曲洋曲大哥是我生平唯一知己，最要好的朋友。曲大哥和我一见如故，倾盖相交。二人相见，总是琴箫相和，武功一道，从来不谈。然当今之世，刘正风以为抚琴奏乐，无人及得上曲大哥，而按孔吹箫，在下也不作第二人想。曲大哥虽是魔教中人，但自他的琴音之中，我深知他性行高洁，大有光风雾月的襟怀，是个‘君子’。”虽有他作为一个武林前辈的铮铮保票，若是换在一个正派人士身上，哪怕是某个莫名小辈身上，便也成信用良好，可过3A级认证的强证了，然而因为此人是曲洋，是邪教长老，一切便也不作数了。以嵩山派为首的正派人士们是无论如何不会信邪教中也有君子的。更何况即便是君子又如何，既入了邪教便是邪恶的化身，便是敌非友。正如大嵩阳手费彬所说：“如果人人都如你一般，危难之际，临阵脱逃，岂不是便任由魔教横行江湖，为害人间？”正所谓立场面前，一切皆是浮云。  
      费彬自身又是如何呢？在刘正风金盆洗手之际前去兴师问罪，先是杀了刘正风全家，后又强逼刘正风认罪迫其自杀，连无辜妻女亦不放过，大有连坐灭绝之势，按正道中人的话来说实为滥杀无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正正套得上“横行江湖，危害人间”。但因为他身处正派阵营，站对了立场，所以一切罪恶之举也就不足为道了。除了素来磊落的男主令狐冲和身为刘正风师兄、衡山派掌门的莫大先生站出来为刘家一报血仇外，也真找不到第三个对费彬行径不齿出来行侠仗义的人了。倒是和费彬一般批着正派人皮干着不齿行径的人遍地开花不胜枚举。
      从某种角度来说，刘正风和曲洋就像是文革中被迫害的那些知识分子，一如老舍先生、傅雷先生，他们一心追求文化、艺术，却为时代所不容。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便来关心你”，一切艺术都可以抛弃，所需保留的不过是为政治服务的伪艺术；一切个人思想也必须革除，所需坚信的便是强权强加于你的思想。而费彬之流则有如造 反派们，打着肃清的旗号干着烧杀抢掠的强 盗行径，触目的红色下是被断根的文化。我不知道金庸先生写这《笑傲江湖》时是有意还是无心写进了时代的悲歌，但不可否认，文革这场时代浩劫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已然深入骨髓。所幸，我们还有令狐冲们，还有年轻的力量在历经风雨之后绽放重生之美，笑傲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