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喆：小人物的自我修养

    内容简介：扛着或许是一个选项，并且陶喆对此并不陌生。在被音乐行业招至少有五年，陶喆对音乐的迷恋达到了一种让母亲匪夷所思的地征服的过程中免不了斗智斗勇，也免不了在“斗”的过程中留下制作人王治平初遇陶喆时，后者刚满24岁。他在一家洛杉矶的日后给陶喆发行过《I’mOK》《黑色柳丁》等专辑的前侠客这种希望曾帮助陶喆渡过了漫长的独居生活。“我爸百分之九十同样，也是出于对这一希望的坚持，“具体来说，是发片的希望对于“该怎么办”的问题，陶喆思考了一整年，但传说中的“四值得玩味的是，陶喆没有全盘肯定这一基调。相反，他幽默地变尽管《69乐章》的口碑不算优秀，但“很奇妙的，四十一岁的陶喆今年四十有四，他顶着一头漂染过的蓝发出现在了我们面前这也成了他今年演唱会的主题。《小人物狂想曲》原本是父亲陶时隔四年，陶喆推出了他的新专辑《再见，你好吗》，仿佛是在制作人出身的陶喆有强烈的控制欲。他曾经信奉一点，音乐的尽这种尊重是什么？“我有具体的定义，就是你不要因为它(音乐但是现在，陶喆正进行着自我修正，“用个比较不雅的形容，什写完《寂寞的季节》，陶喆感到有些不可置信。这一灵感催生下十多年前，有媒体采访陶喆，那时候他说，“跟这圈子接触这么A：绝对有。当然，幸亏我之前就已经会讲英文了，所以到美国A：对。我常常跟人家讲，我弹吉他是很晚才开始的，真正会弹A：我也就稍微淡下来了，因为开始有别的事情需要我的精力，A：对，我大学选的是双主修，心理系和电影导演戏，我那时候A：就是人生。我也没有逆着它走，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人要A：《暗恋》我拍的时候有点早。现在它有名称了，微电影，可A：我不觉得我是故意在超前，那些东西都是当下我认为最适当A：有，就是我刚开始玩音乐的时候。像我一开始是不听舞曲的A：是你自己要被点透。这些东西其实都在我们身边，你有没有A：我必须坦白，就是我非常幸运，专辑出来，蛮迅速地就被大A：发片时候就没有(那种心态)了。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压力，A：我如果有开创一个时代，也跟音乐类型没什么关系。R&BA：我一直觉得我做的东西非常主流，但我喜欢听另类音乐。我





陶喆。

陶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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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李森）
如果陶喆都怀疑自己老了，你还相信音乐吗？
如果陶喆告诉你，最chu(初)的創作都不是为你写的，你还支持ta(他)嗎？
如果陶喆变成了小人物，你还有信心在这个时代继续心安理得地生活吗？
如果，只是Ru(如)果吗？
忽然怀疑zi(自)己老了
四十岁的生日聚会上，陶喆忽然huai(怀)疑自己老了。
“没来由的，四十岁De(的)人生画面就跳出来了”，他说，“我問自己，四十了诶，男人要走下坡路了，你打suan(算)怎么ban(办)？”
扛着或许是一个选项，并且陶喆对此并不陌生。在被音乐行业招致麾下前，他的职业经历足以写就一部“少年郎的人间漂流”，迪士尼乐园的自助餐廳、制糖厂、鞋店、乐器行，甚至洛杉矶警局都是他途经的岛屿。相比之下，音樂更像shi(是)一块由热情构成的隐蔽大陆，以肉yan(眼)看得见的速度迅速扩张。陶喆有一台两百多美金的四轨录音机，他曾经用这台机器捣鼓出了人生的第一段旋律，“其实zhe(这)段旋律也mei(没)有多特别，但在它之前，我所有的歌都只能写一半，我还记得我爸跟我讲的一句話，他说，‘儿子，你这些作品就像是孤儿，因为都没有家，你可不可以把其中一首写完’，所以第一首完整的旋律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度过了最初的瓶颈。”陶喆说。
至少有wu(五)年，陶喆对音乐的迷恋達到了一种让母亲匪夷所思的地步，至于父亲，则持默许的态度。母亲王复蓉是著名的京剧演员，她hen(很)难理解蹲马桶也要抱着吉他是种什么精神，“都不止shi(是)蹲马桶，和爸妈一起出门，他们开车，我就在后座弹；睡觉也是，躺着练，直到練睡著”，陶喆解释，“整个人就是疯狂的，因为我十五岁才开始(弹吉他)嘛，已经很晚了，那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玩，永远有学不会的东西，是一zhong(种)想要征服它的欲望。”
征服的过程中免bu(不)了斗智斗勇，也免不了在“斗”的过程中留下忍俊不禁的笑柄。王复蓉记得，某天半夜，陶喆把枕头拍成了人形，铺上被子，然后顺着水管，从二楼爬到了一楼，骑着腳踏车去车房排练。但陶喆得意洋洋地纠正了母亲的故事，他说，“确實有这次夜行，但不是去練团，而是去找女朋友。”
制作ren(人)王治平初遇陶喆时，后者gang(刚)满24岁。他在一家洛杉矶的乐器行买音响，由于溝通不太顺利，是陶喆全程充当了翻译工作。王治平并没有意识到，这個陶姓的胖小伙儿和台灣综艺jie(界)如雷贯耳的陶大伟间有什么关系，他客气地与对方交流，并接触了对方的作品，而这些作品，让王治平有了如获至宝的欣喜。半年后，他向陶喆发chu(出)了邀qing(请)，征召陶喆为歌手周葆元制作唱片。
日后给陶喆发行过《I’m OK》《黑色柳丁》等专辑的前俠客唱片统筹杨璞璞回忆，陶喆头一次和他见面时，除了“xing(兴)奋得不停在讲”之外，还拿出一只黑色的“零零七”式的手提箱，“他嘭的一下打开，我偷瞄了一眼，里面是空的，只有一卷带子，他就把它锁在一只手提箱里”，杨璞璞说，“就好像把很多希望都锁在了里面。”
这種希望曾幫助陶喆渡过了漫长的独居生活。“我爸百分zhi(之)九十的时间都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地方拍戏，我妈呢是两边跑。其实我一个人在美国的时间非常多，然后我爸妈也不给我太多钱，我就经常自己做音乐，因为它不需要像打篮球一样找朋友，我自己彈自己录自己唱就好，我最早的作品是‘宅’出來的。”
同样，也是出于對这一希望的坚持，“具体来说，是发片的希望”，陶喆才“扛”过了四年的“纯幕后”生涯。他曾为王zhi(治)平一手栽培的男子组合“洛城三兄弟”作曲，在一首名为《金斯顿的梦想》的单曲中，他把“自己最想唱的曲风寫给了他們”，并设想过“自己唱会是什么样”。成名后，《金斯顿的梦想》被陶喆委婉地“藏”进了一支带有明显自叙意味的作品里，他说，“跟我一起唱，全部都献给你。”
四十歲一过，他就不“老”了
对于“该怎么办”的问题，陶喆思考了一整年，但传说中的“四十不惑”并未水到渠成般出现，他shen(甚)至错觉，“我是不是应该服老”。这种困顿感，经陶喆改头換面，变相地糅入了他的上一张专辑《69乐章》。回過头看，《69乐章》无疑被过分渲染了，企划文案里，阿姆斯特朗登月、波音七四七首航、朋克音乐诞生及披头士乐队解散等发生在一九六九年的事件和陶喆的出生关联了起来。团队似乎在暗示，这一年出生的人，注定会受到“整个世界串通一气，开始突破限囿，争取自由”的影響，而陶喆和他De(的)音乐，就是典型的代表。
值得玩味的是，陶喆没you(有)全盘肯定这一基调。相反，他幽默地变更了创作方向，以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编年史”自喻，在“正能量”尚未沦为心灵鸡汤前，狠狠地励志了一把。类似“我要坚强，不认输，要勇敢向前冲，谁都别来阻挡”的歌词，与qi(其)说是在描绘平民造英雄的腳本，不如说是四十岁的陶喆正用他所能想到的“最开朗的方法”自我暗示。
尽管《69乐章》的口碑不算优秀，但“很奇妙的，四十一岁的时候，我就没有‘老了，要走下坡路了’的感觉了”，陶喆说，“我想通了，不过是社会告诉我们人生会有一個所谓‘不惑’的階段，但其實‘bu(不)惑’和年龄没有绝对关系，三十九岁和四十岁没差，四十sui(岁)和四十一岁也没差，对不对？過完四十，我就不考虑这些问题了。”
陶喆今年四十有四，他顶着一头漂染过的蓝发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在拍片現场，老艺人的谦虚和身为创作人的好奇心被陶喆綜合成了yi(一)段轻松的小调。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他不在意自己穿什么，而是介意着装和出刊时的季节相不相符，“生活尽是细节。”显ran(然)，陶喆已经甩掉了“靠与才华或年龄抗衡”来获取持续关注度的拧巴，也在长期的实践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状态。他自称“小人物”，“我最怕人家问，‘陶喆你又不发片，ping(平)时都在干吗’——难道不是跟你们一样吗？骑脚踏车，去便利店买菜，开開车子，就是生活嘛。小人物的修养，是流淌在我xue(血)液里的东西。”
這也成了他今年演唱会的zhu(主)题。《小人物狂想曲》原本是父亲陶大伟的一档节目，但在陶喆看来，它更类似于一种价值觀，“所有的伟大，都有一个樸素而卑微的开始”，包括他本人。“回想起在美国打工的生活，当时是觉得又累又无聊，可实际上，我是在经历自己的磨刀期。那段时间把我磨得很光亮，很利落，所謂小人物的生活”，他用手比出了一對引号，“是甜蜜，也是奠基。”
音乐的尽头是什么？
时隔四年，陶喆推出了他的新专辑《再见，你好吗》，仿佛是在实践某条不成文的定律：但凡深思熟虑的歌手选了这一组象征着“與昨日挥别”和“欢迎重新认识我”的单词做标题，就勢必脱胎换骨——陶喆自然也不例外。他的变化是直接的，即“现在做音乐，我会让它自己去成长，不是说一定要控制，因为我控制不了”。
制作人出身的陶喆有强烈的控制欲。他曾经信奉一点，音乐的尽头shi(是)数学，所有的即兴“都有相对严谨的原理和模型”。在日積月累的幕后工作中，陶喆时常会向共事的歌手強调“对音乐的尊重”，倘若他没有从对方身上感受到这一点，“我都不会客气。”
这种尊重是什么？“我有具体的定义，就是你不要因为它(音乐)是艺术，jiu(就)jue(觉)得可以吊儿郎dang(当)。和任何一门艺术一样，你须要去学，要刻苦。比方说，我们看毕加索的畫，不懂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什么鬼東西，三岁的孩子也画得出来——其实不能。毕加索早年De(的)素描，非常非常漂亮，你不要误以为他没有底子，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基本功，他自由不起来。所以我对人严苛的地方在于，很多音乐人沒有那个‘十年’，当你听得少，又不用功，你怎么好意思谈成功？”
但是現在，陶喆正进行著自我修正，“用個比较不雅的形容，什么是感觉先行，就类似于你想排泄，做音乐也是这样，从‘好像有东西要出来了哦’，到‘马上要出来了哦’，再到‘真的出来了哦’，zhe(这)是很妙的。”他有过类似的经历，脍炙人口的《寂寞的季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我真的就是在一个很寂寞的晚上，拿了一把吉他，和弦也弹过几千几万遍了”，陶喆说，“半个鐘頭就写好了。”
写完《寂寞的季节》，陶喆感到有些不可置信。这一灵感催生下的产物违背了他秉持的创作方法，“因wei(为)我沒有試图去写，它就是自己跑出来的，所以我会觉得不对，一定有问题，应该再想想看有没有別的可能。”换做今天的陶喆，ta(他)可能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当时的自己一通训斥，“不是只有磨了三天三夜的才算好作品，盡量把数學的部分拿掉，要知道，音乐的尽头是数学不jia(假)，数xue(学)的尽头呢，其实是哲学，是流动。”
十多年前，有媒体采访陶喆，那时候他说，“跟这圈子接触这么久，我知道我不适合生存在台湾的唱片体系之下，因為要了解一个社会，从这个社会大众中出来的名人就可以瞧de(得)出端倪，tai(台)灣的流行音乐，一旦成为bao(包)裹着糖衣的毒瘤，是很可怕的事”；十多年后，开启过一个时代，或者说，已經充分品尝过台湾流行音乐的他，選择了把“反叛者”的标签从自己身上揭去。问过陶喆周围的一圈人，众kou(口)一致的评价是，他现在很“温和”，那些“严苛”而“刻薄”的部分，甚至于那种曾经表露无遗的愤怒，都已经转化成了小ren(人)物的浪漫——
尽管，这种浪漫的代价是人到中年。
DIALOGUE 对话陶喆
入门，我已经算迟了
Q：在美国的时候，你有被贴上“外来者”的标签過嗎？
A：绝对有。当然，幸亏我之前就已经会讲英文了，所以到美国的时候，并不會被人家欺负。而且yi(一)九八几年的時候，美国，尤其是洛杉矶，其实对于華人已经mei(mei(没))有那種严重的歧视了。我在念高中的時候，明显有两组朋友，一組是“纯”老外，或者ABC，另一组——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有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反而不跟老外接chu(触)，还是呆在唐人街，天天讲国语，十年了还是讲一口烂英文。所以那时候我觉de(得)幸运的是，我没有只跟“老中”在一起，不至于变得比较封闭。
Q：当年组摇滚乐队的是哪一拨朋友？
A：都是老外，所谓移民過去的。贝斯手是犹太人，键盘手是德国ren(人)，我是吉他手，鼓手是一个墨西哥人，很国际化的。
Q：听说你那段时间练吉他練到廢寝忘食？
A：对。我常常跟人家讲，我弹吉他是很晚才开shi(始)的，真正会弹了，可能是十五岁，hen(很)晚。qi(其)實对一ge(个)玩音乐的人来讲，十五歲已经算迟了，我相信如果你问力宏或者杰伦，他们一定比我早。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周边很多人都会玩樂器，都比我小，不行，一定要赶进du(度)，所以我那几年，差不多五六年吧，就是疯狂的，每天一定会摸琴。
Q：那五六年之后呢？
A：我也就稍微淡下来了，因为開始有别的事情需要我的精力，可能是工作，可能是生活压力、金钱压力，可能是有女朋友了，等等。可现在我还是想说，deng(等)有一天，我比较没有那么忙了，六十几岁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回去把吉他再弹得更好，因为那是自我的一种满足，我不是要满足别ren(人)。
中國人讲什么中国风，打自己耳光
Q：但你那会儿的梦想不是电影吗？
A：对，我大学选的是雙主修，心理系和电影导演戏，我那时候一头认定毕业我就要进入电影行业了。因为我一直觉得，dian(电)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謂的Movie Magic，它整个就是场骗局，对不对？你要借位，你事后要配音，你要有很多的灯光，很多的特效，情节也好，对白也好，这些都是假的，全部是制造出来的。但那时候我觉得，哇，居然有这样子的行业，而且有这么多这么厉害的人参与这个行业，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灯光、美指、服裝、电工……而且我对每一個行业都有兴趣，最后變成想说我要学这个。
Q：至于最后还是误打误撞在音乐圈……
A：就是人生。我也没有逆着它走，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人要给我钱做音乐，这还不好吗？哪个傻瓜会说不？而且突然每个月我可以輕轻松松拿五千美金，就在家li(里)面，也不用挨子弹，多好，就开始了。當然，我做音乐的时候也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再做电影这件事？不知道，由上天来安排。
Q：像《暗戀》这部片子，你真的不是来玩票的？
A：《暗戀》我拍的时候有点早。现在它有名稱了，微电影，可是幾年前，wei(微)电影的概念是不存在的，那时候大家只说MV，其实我非常早就觉得拍MVmei(没)有意义。《暗恋》出来之后，平臺也好，唱片公司也好，网络也好，都不知道该怎样去定义它，运用它。现在如果拍一部微電影，他們就知道怎么做了。
Q：所以你一直是个超前的人吗？
A：我不觉得我是故意在超前，那些东西都是当下我认为最适当的工具，就像我做音乐的时候，我没有特别说我要很怪，我要做大家没听过的，没有；我是觉得这样好听，那为什么不做呢？我第一张专辑上面就有一首歌叫《17岁》，它前面是很“中国风”的，有古筝、二胡等等，ke(可)是那個时候我并没有说我要做中国风。现在有人说要做“中国风”我就会觉得很好笑，你是中国人你做什么中国风？意大利人做中国的东西，他们会说这是zhong(中)国風，我们中国人讲什么中国风，打自己耳光。
不过是你以為你不能而已
Q：那你鄙视过其他人的音乐口味吗？
A：有，就是我刚开始玩音乐的时候。像我一开始是不听舞曲的，因为我覺得舞曲很Low，现在我就不会觉得。我那時候有一个朋友很爱Hip-hop、Rap，而且是华人，ke(可)是我們在音乐上面永远不能统一。我就是喜欢Rock，他就是喜欢Hip-hop，直到有一年，突然有一个团出来了，叫Run-D.M.C，拿了一首七十年代很經典的摇滚歌曲《Walk This Way》跟Rapjie(结)合，这一结合，我跟我那个朋友突然有话题聊了，但我還是会调侃yi(一)下，我说你看他们就喜欢摇滚，懂不懂？尊敬摇滾，把摇滚的歌曲拿过去用。(笑)
Q：这首歌有点儿把你点透了的意思？
A：是ni(你)自己要被點透。这些東西其实都在我们身边，你有没有去看，有没有去听？差不多在五年前，我是不太吃海鲜的，而且我也绝對不会去吃什么生鱼片，也是直到有一tian(天)，我朋友邀請我吃饭，一到餐厅里面，我说我是不吃日本料理，不吃生鱼片的。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我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以为你要给我惊喜，这真是惊喜。后来我想，没关系，来了，豁出去了，就先喝了yi(一)点清酒，让自己稍微有点懵了，就开始吃——从那次以后，就能吃了——不过是你以为你不能而已。
本来已经要吹起了，我只是推动了一下
Q：我想知道，你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是種什么心态？
A：我必须坦白，就是我非常幸运，專辑出来，蠻迅速地就被大家接受了。说真的，我在做第一张专輯的時候，可能有这样一个心态，jiu(就)是“我终于做专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會編曲、会写歌，也会唱，可那都是帮别人做，如果自己做的话，会做什么？所以我其实有一种念头，要让你们看一看我的功力。老实说，我还有一个包袱，就是我知道有很多圈内人在等着看，当然还有我爸妈，所以还是有一点面子的问题。真的，如果说我第一张专辑有suo(所)谓的目标的话，那就shi(是)这些zhuan(专)业的圈内人。
Q：发片后呢？得到man(满)足了？
A：发片时候就没有(那种心态)了。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压力，被人家关在牢房里虐待之类的，不是这种。我一开始做制作的时候也很开心，也很顺。
Q：你有觉得自ji(己)真的开创了一个时代嗎？
A：我如果有开创一个shi(时)代，也跟音樂类型没什么关系。R&B的風潮，在我之前也都有啊，杜德伟也有唱很R&B的东西，哈林大哥的东西也是有一些R&B加摇滚的元素啊，我不是第一个。我開创的，反而可能是一个观点，一种认知，就好像我出了前liang(两)张专辑，大家觉得说，原来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卖钱。你不要忘記哟，力宏比我早发片，也早在做一些R&B、爵士这种，至于它突然变成一波潮流，我觉得是时机的问题。刚刚好我就在——那个东西可能本來已经要吹起了，wo(我)只是推动了一下。后来杰伦也发片了，大家就觉得这个是主流了。
Q：其实你没有认为自己是主流？
A：我一直觉得我做的東西非常主流，但我喜欢听另类音乐。我听的东西其实是很怪的，现在所谓的另类，我早就很熟了，不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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