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

60年代的台湾，随着经济形态的转型，西方的哲学思潮和文化思潮也一涌而进。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泛性主义，与失落苦闷的青年一代一拍即合。[2]（P162-165）无论存在主义或弗氏理论，都强调寻求、表现自我，抒发内心的淤积，开掘出思想底层的自我品质。这种思潮不仅让古龙认识到“只有‘人性’才是每本小说中都不可缺少的”[4]，更极大的刺激了他的自我倾诉欲望。惟如上海私家侦探公司此，一种浪子独有的深沉情感充盈字里行间，浓郁感人。其笔下的男主角亦往往成为他自身的写照：他们大抵都有一种被遗弃的孤苦，从小缺乏父爱母爱，年幼的身体与心灵独自承担岁月的风雨，没有家庭，没有温暖，没有同情。而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又使他们虽处漂泊，亦在追寻。
　　独特的人生历验、时代背景与文化资源，形成古龙深沉独具的浪子情怀。
　　二、孤独的浪子抉择
　　徐岱指出：金庸将他的小说主角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塑造成了爱情至上主义者”[5]（P60）。而古龙的作品中，“世界上最难能可贵的不是爱情，而是友情——真挚的友情。”（《欢乐英雄》）若不能深切体悟他那种深沉独具的浪子情怀，对此就不能有真正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