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毒，亦是毒战

战毒，亦是毒战
　这是一张涉案剧的皮，由孙红雷饰演的津海市缉毒大队队长张雷一步步控制着毒贩蔡添明，由北向南，追击制毒团伙；同时这亦是份属银河映像或曰份属杜琪峰的叙事章法：游戏式的套层加上强调空间位移的剪接方式，虽然将背景完全放在内地，却依旧可以见出杜琪峰式的影像话语。当然，以上也可以看作是废话，因为无论是作为国产涉案片或港产银河剧，《毒战》被纳入今日华语电影主流工业生产体系中打量，其具备的于内地的类型片借鉴意味及跨地资本的产收实践，更堪深思。某种程度上说，《毒战》是事关“与制毒工业的战争”，而其间所建立的所谓“有进步”的尺度样貌如吸viper与注射死等直接表现，连同一场《非常突然》式的混战一起，成为了杜琪峰对于港陆合拍片十年进程的猛烈一击，以狠辣姿态，来过摸了十年石头的桥。
　　对杜琪峰以往作品的“写意”观感始终对观影体验会产生一定支配效用，许多观者表示《毒战》是失却了杜氏以往风格化影像的作品，遑论叙事母题中对命运的思量。但《毒战》作为银河出品（起码是参与出品），在韦家辉、游乃海等四人编剧上依旧呈示出某种《龙凤斗》式的机锋桥段，如为了打入制毒集团而进行的角色扮演，转换过程略显得不那么高智商，但一种环回套层模型依旧建立，而渔港试探的桥段，耳机中的声音成为连接装扮成毒贩的警探们与七人组合成的统一体“黎叔”之间沟通的桥梁，这可以视为是对两个中间傀儡的利用，深层次叙事上，乃是一种沟通，这种沟通的双方互为敌手，正如古天乐或七位港片影人饰演的七人组所操持的粤语对孙红雷或郭涛代表的内地警匪，期间的沟通看上去简单得不可思议，因为中间不需要语言转换，双方皆可轻易听懂，貌似这是影片的一个bug，但若想开去，却恰似杜琪峰/香港影人北上的状况写照，大家其实在语言或沟通层面不存在显著障碍，而真正的障碍在于，如何在审查制度下保持创作活力，这又恰如古天乐以“不演之演”的表演模式来诠释狠辣的蔡添明，如何“隐忍”到最后大开杀戒、一人独活，其之于孙红雷代表的内陆警方，实际上亦是一种磨合关系，只不过，以港片来比连妻子同僚皆不顾、世间无人是朋友的毒枭（根据最近公布的删减片段，蔡添明是一眼不眨于毒厂爆炸现场抛弃妻与小舅子，独身逃出），比较牵强，但事实上蔡添明的心态，何尝未能看作北上诸公的进退应变。列孚曾言“港片已死”，但杜琪峰今次挑战惯例与尺度，无疑是求生之路的另一个可能的出口。
　　如上说明所言，《毒战》在声言无双版本中，依旧存在未采用的“原版”与公映版本的区别，在原来的构想中，蔡添明“毒战”之后被捉，再度逃脱，逍遥法外，而公映版本中，变为面临注射死刑的蔡最后时刻依旧口口声声有内幕爆料，而一意求生。这一幕的象征意义同样明显，其本身是修改后的产物，却与《B社会》年代连杜氏本人都不愿意认可的“黑道变卧底”式结局不同，今次的结局却被视作是内地审查的一个突破，而在笔者看来，不论是否突破，对蔡添明“自首强迫症”的塑造在这一幕得到圆满，乃是对片首被删除的抛妻桥段的一种补偿性呼应，连同影片中依旧可以见到的流畅剪辑与香港七人组现身所带出的本土气质（演员本身之于港片生产史中的定位与角色之于影片叙事的定位），标志着转身且要华丽转身的姿态，之于姿态背后效果华丽与否，是另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了。
　　是以，《毒战》之所以坐实“毒战”的表里，除了叙事层面颇具荒诞性亦极具银河气质的一场无人生还的恶斗之外，另是杜琪峰于即将上映《盲探》之纯粹港产形成对照的合拍实践中的辛辣一笔，如何在可被接受的度量内挥发保障市场成效的类型片创作与作者标识表征的叙事/角色呈示人心的探索，兴许未臻成熟，但此役已然打响，对于警局中“逼供”字样牌子或七人组的组成之潜在文本等意思的解读，或属过度阐释，但所能见到，确非单纯作为娱乐产品的《毒战》，而是作为一则案例或港产片前路鉴照的话题，在此意义，复可见“毒战”也许是承前启后的尝试。